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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80后作家群体青春资本化想象力利润化

发布时间:2019-09-14 06:13:02 编辑:笔名

重审80后作家群体:青春资本化 想象力利润化

编者按:2000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让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青少年作家进入公众视野,有人开始以“80后”来描述这样一个新兴的作家群体。2004年,大众媒体开始大肆炒作“80后”概念,其中尤其以春树、韩寒登上《时代》亚洲周刊为标志,最终完成了“80后”的命名。10年过去,当年的“80后”们以“叛逆者”的姿态进入文坛,如今安在哉在2014年的今天,我们不妨驻足回望一个群体的十年变迁。 长期以来,前辈对“80后”写作的看法充满争议,不敢说全然是“傲慢与偏见”,但起码有着挥之不去的“隔膜”。一代作家的成长需要一代批评家的护佑,这次,我们邀请的几位评论家全部生于80年前后。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六个问题,邀约了六位80后作家进行“同题问答”。听他们夫子自道、看同龄人如何提点。 不管是隔着时间的距离,还是批评家代际的更替,这都是对80后作家群体以及80后写作的一次“重审”。 从成长中解放 杨庆祥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年度青年批评家奖(2011年)。去年在《今天》杂志发表文章《80后,怎么办》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 2013年,“80后”依然是中国大陆文化界传播最广泛的名词。7月份和8月份,大陆“80后”最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家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1》和《小时代2》分别上演,以其超出想象的票房引起轩然大波,对其泾渭分明的褒贬臧否甚至构成了不同代际之间的一次针锋相对的文化辩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以“80后”这一“典型代际”为基础的“80后写作”概念虽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媒体和文学批评中被一再使用,但对于其内涵外延的界定,依然处于一个相对模糊的状态,因此在讨论“80后写作”的美学倾向和可能性之前,很有必要对这一概念稍作辨析。 青春资本化 想象力利润化 在我看来,在中国大陆历史语境中的“80后写作”,其实应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80后写作”指的是2000年前后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青少年写作群,这一群体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由两个群体组成,一个是出自于上海的《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新概念作家群”,包括郭敬明、张悦然等人,这一批作家以小说和散文创作为主;另外一个是诗歌写作群体,主要通过一些诗歌刊物和络论坛发声。2004年前后,大众媒体开始大肆炒作“80后”概念,其中尤其以春树、“韩寒”登上《时代》亚洲周刊为标志。因为诗歌天然的小众取向,在这一轮命名和传播中,诗歌被有意或者无意忽略,而小说写作则被特别突出。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80后写作”实际上指的是以“新概念作家群”为主体的,具有非常典型的市场化特色的小说写作群体。这一写作群体的出现在当时最大程度地呼应了资本对于中国文学写作的想象:一代更年轻的写作者通过直接面对市场的写作,与既有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学体制断裂,并通过这种“有效”的生产方式的转型,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即反抗威权和自由表达。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以隐性的方式重新界定了写作的指向:青春和想象力的双重消费。青春文学不仅仅强调这一批作者及其读者的生理年龄,更重要的是,它将“青春”资本化,生理的事实被改造为消费的事实。写作从一开始就指向一种等价的市场交换,而对所谓的想象力的强调,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对,对虚构的崇拜恰好是将写作的基础建立在单原子的个体身上,并在最大程度上将“想象力”利润化。从这个意义上看,“80后写作”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它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与90年代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转型暗通款曲。 广义上的“80后写作”则模糊了这种狭义“80后写作”的意识形态指向,而更指向一种“客观”的生理事实,它不仅将上述具有市场指向的青春写作囊括进来,同时也将那些非市场的,相对传统(比如期刊发表、批评圈子认定、主流评奖)的文学写作者纳入其中,最近几年来,一方面因为市场天然的追新逐奇的本性,一部分“80后”写作者的市场价值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传统写作者的人数又不断增加并逐渐扩大其影响力,广义的“80后”有逐渐覆盖狭义的“80后”的趋势。这或许印证了柄谷行人的一句话:历史一旦终结,起源即告忘却。但“80后”写作的历史似乎还处于进行时的状态,狭义的“80后写作”和广义的“80后写作”如何通过具体的写作成绩来进行文学史的较量,似乎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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